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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需破解三大挑戰
當前，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各國普遍共識，發達國家更是將關乎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和核心技術列入戰略必爭領域，試圖進一步加強其主導規則下的關鍵和新興技術國際標準領導力，掌控數字經濟時代的戰略高地和話語權。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績舉世矚目，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存在著數實融合程度偏低、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不足、數字時代競爭規則話語權弱等問題。當前，需緊緊抓住數字化轉型時代機遇，加快關鍵和核心技術創新，高質量推動數實融合走深向實。
數字經濟成為全球大國競爭主戰場
隨著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的數字經濟正深刻改變著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新的重要增長引擎。一是數字經濟在全球經濟增長中重要地位越發凸顯。根據中國信通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報告，2021年全球47個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8.1萬億美元，占GDP比重達到45.0%，同比增加5.5萬億和1.3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在引領世界經濟復蘇和重塑全球經濟格局中的作用愈發凸顯。二是數字經濟在重塑國際競爭格局中扮演關鍵力量。數字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對工業經濟時代構建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和競爭秩序形成顛覆性挑戰，成為決定未來幾十年重塑全球競爭新格局的關鍵因素。三是數字經濟是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發展數字經濟，是我國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也是我國實現對發達經濟體趕超的重要契機，數字經濟將構建起我國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新增長引擎。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三大挑戰
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加速推進，數字技術催生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廣泛滲透到經濟社會各領域，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日益凸顯。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在技術層、應用層和制度層仍存在三大困境，急需突破。
技術層我國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亟待增強
是否掌握數字經濟主導技術路線和關鍵技術直接關系國家數字經濟競爭力，但是我國數字經濟在關鍵核心技術與技術路線選擇上存在被壓制風險。一是我國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我國數字核心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高端芯片、工業控制軟件、核心元器件、基本算法等300多項與數字產業相關的關鍵技術仍然受制于人，數字技術的產業化應用、工程化推廣、商業化運作缺乏成體系推進，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安全穩定性形成挑戰。二是我國數字經濟的底層技術邏輯被替代風險大。過去十多年，我國數字經濟的崛起主要是建立在以5G為代表的“軟硬件一體化”數字經濟技術路線選擇上，龐大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立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發達國家憑借其在基礎軟件和芯片技術上的優勢重構全球數字經濟技術路線，極力倡導以“開源”取代“軟硬件一體化”，通過接口標準、核心軟件和底層芯片重新定義數字經濟基礎，我國數字經濟底層技術邏輯被沖擊風險大。
應用層我國數字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雖穩居全球第二，但整體上數實融合程度還比較低，發展還不平衡，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本比較高。一是我國三次產業數實融合程度不平衡性大。根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年我國一二三產業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達到了9.7%、22.4%和43.3%，較2020年分別提高了0.8、1.4和2.6個百分點，但是一二產業數實融合程度較低且增速明顯慢于第三產業，這將極大地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二是數實融合程度明顯滯后于發達國家水平。《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顯示，全球一二三產的產業數字化水平最高分別超過30%、40%、60%，我國三次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即使數字化程度最高的三產也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7~8個百分點。三是大量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踟躕不前。中小微企業在面對跨越數字鴻溝時存在著不想轉、不會轉、不敢轉等問題。根據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報告，2021年我國在數字化轉型中處于初步探索階段、行業踐行階段和深度應用階段的企業占比分別為79%、12%和9%，表明絕大部分中小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級階段。
制度層我國數字治理體系和監管規則亟須健全
數字規則是全球數據競爭的重要利器，是數字經濟時代掌握話語權的重要制度基礎，但是我國數字規則存在與數字經濟發展地位和速度不匹配、不適應問題。一是國際上發達國家把持數字規則嚴重沖擊我國數據治理體系。美國依靠其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先行者優勢奠定數字監管全球治理體系，歐盟也依靠其統一大市場優勢，較早建立了數據監管制度體系。全球數字規則已形成歐盟模式和美國模式“二分天下”的局勢，我國數字經濟話語權較弱，歐美利用數字規則域外效力主導全球數字經濟競爭方向，直接影響我國數據主權安全。二是我國數字制度建設滯后于數字經濟發展。我國數字經濟制度建設與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現實不相匹配，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掣肘。當前關于數據權屬確認、數據交易規則、數據流通體系、數據安全監管等制度體系、法律法規以及標準規范等還不健全，數字經濟企業間不同的業務框架和系統導致數據聯通、整合與共享不足，“數據孤島”現象依然嚴重，制約著“數字紅利”的釋放。
相關政策建議
未來數字經濟競爭的關鍵，既要看誰能夠掌握人工智能、5G、區塊鏈、量子信息這些核心技術，又要看誰在推動新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上走得更好，形成良性的數字經濟產業生態。對此，應統籌謀劃我國數字經濟有效發展路徑。
首先，加快數字核心技術攻關，超前部署關鍵基礎設施。
一是要始終牽住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牛鼻子”，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深入推進5G、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標準研制，牢牢掌握數字經濟技術自主權。二是系統梳理和研究符合我國國情和安全的數字經濟技術路線，適度超前部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數字經濟技術發展底層邏輯優勢，加快構建高速泛在、天地一體、云網融合的5G網絡、算力網絡，加快推動數字核心技術在工業領域應用。
其次，推進數實融合走深向實，釋放數字要素發展潛能。
一是發揮數實融合核心價值，通過數字化技術賦能，帶動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價值鏈全面升級，提升經濟發展的韌性。二是聚焦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區塊鏈、元宇宙等數字核心產業，加強面向多元化應用場景的技術融合和產品創新，豐富數字技術應用場景，使數字技術深度融入千行百業。三是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提升數據要素賦值企業發展貢獻度，加快培育制造業轉型服務生態，布局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門檻。
最后，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擴大數字經濟自主權。
一是持續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頂層制度設計，針對數據確權、數據定價、數據交易、數據安全等數字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快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制度監管體系，提高數字化發展效能。二是推動社會治理從實體空間向網絡空間延伸，構建符合數實融合發展新需求的數據治理模式，加強通用人工智能、數字身份、數據要素等關鍵技術標準研制，打通數實融合規則和標準接口。三是積極參與和推動數字經濟全球治理，抓住數字經濟國際規則制定的機會窗口，在全球數據治理、網絡空間治理等重點領域，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標準和規則，貢獻我國數字經濟治理經驗和智慧，加快構建開放、兼容、安全、高效的全球數字經濟治理體系。
（王淑娟 作者單位：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工業和信息化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中心>）
當前，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各國普遍共識，發達國家更是將關乎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和核心技術列入戰略必爭領域，試圖進一步加強其主導規則下的關鍵和新興技術國際標準領導力，掌控數字經濟時代的戰略高地和話語權。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績舉世矚目，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存在著數實融合程度偏低、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不足、數字時代競爭規則話語權弱等問題。當前，需緊緊抓住數字化轉型時代機遇，加快關鍵和核心技術創新，高質量推動數實融合走深向實。
數字經濟成為全球大國競爭主戰場
隨著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的數字經濟正深刻改變著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新的重要增長引擎。一是數字經濟在全球經濟增長中重要地位越發凸顯。根據中國信通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報告，2021年全球47個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8.1萬億美元，占GDP比重達到45.0%，同比增加5.5萬億和1.3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在引領世界經濟復蘇和重塑全球經濟格局中的作用愈發凸顯。二是數字經濟在重塑國際競爭格局中扮演關鍵力量。數字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對工業經濟時代構建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和競爭秩序形成顛覆性挑戰，成為決定未來幾十年重塑全球競爭新格局的關鍵因素。三是數字經濟是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發展數字經濟，是我國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也是我國實現對發達經濟體趕超的重要契機，數字經濟將構建起我國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新增長引擎。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三大挑戰
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加速推進，數字技術催生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廣泛滲透到經濟社會各領域，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日益凸顯。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在技術層、應用層和制度層仍存在三大困境，急需突破。
技術層我國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亟待增強
是否掌握數字經濟主導技術路線和關鍵技術直接關系國家數字經濟競爭力，但是我國數字經濟在關鍵核心技術與技術路線選擇上存在被壓制風險。一是我國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我國數字核心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高端芯片、工業控制軟件、核心元器件、基本算法等300多項與數字產業相關的關鍵技術仍然受制于人，數字技術的產業化應用、工程化推廣、商業化運作缺乏成體系推進，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安全穩定性形成挑戰。二是我國數字經濟的底層技術邏輯被替代風險大。過去十多年，我國數字經濟的崛起主要是建立在以5G為代表的“軟硬件一體化”數字經濟技術路線選擇上，龐大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立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發達國家憑借其在基礎軟件和芯片技術上的優勢重構全球數字經濟技術路線，極力倡導以“開源”取代“軟硬件一體化”，通過接口標準、核心軟件和底層芯片重新定義數字經濟基礎，我國數字經濟底層技術邏輯被沖擊風險大。
應用層我國數字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雖穩居全球第二，但整體上數實融合程度還比較低，發展還不平衡，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本比較高。一是我國三次產業數實融合程度不平衡性大。根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年我國一二三產業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達到了9.7%、22.4%和43.3%，較2020年分別提高了0.8、1.4和2.6個百分點，但是一二產業數實融合程度較低且增速明顯慢于第三產業，這將極大地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二是數實融合程度明顯滯后于發達國家水平。《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顯示，全球一二三產的產業數字化水平最高分別超過30%、40%、60%，我國三次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即使數字化程度最高的三產也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7~8個百分點。三是大量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踟躕不前。中小微企業在面對跨越數字鴻溝時存在著不想轉、不會轉、不敢轉等問題。根據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報告，2021年我國在數字化轉型中處于初步探索階段、行業踐行階段和深度應用階段的企業占比分別為79%、12%和9%，表明絕大部分中小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級階段。
制度層我國數字治理體系和監管規則亟須健全
數字規則是全球數據競爭的重要利器，是數字經濟時代掌握話語權的重要制度基礎，但是我國數字規則存在與數字經濟發展地位和速度不匹配、不適應問題。一是國際上發達國家把持數字規則嚴重沖擊我國數據治理體系。美國依靠其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先行者優勢奠定數字監管全球治理體系，歐盟也依靠其統一大市場優勢，較早建立了數據監管制度體系。全球數字規則已形成歐盟模式和美國模式“二分天下”的局勢，我國數字經濟話語權較弱，歐美利用數字規則域外效力主導全球數字經濟競爭方向，直接影響我國數據主權安全。二是我國數字制度建設滯后于數字經濟發展。我國數字經濟制度建設與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現實不相匹配，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掣肘。當前關于數據權屬確認、數據交易規則、數據流通體系、數據安全監管等制度體系、法律法規以及標準規范等還不健全，數字經濟企業間不同的業務框架和系統導致數據聯通、整合與共享不足，“數據孤島”現象依然嚴重，制約著“數字紅利”的釋放。
相關政策建議
未來數字經濟競爭的關鍵，既要看誰能夠掌握人工智能、5G、區塊鏈、量子信息這些核心技術，又要看誰在推動新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上走得更好，形成良性的數字經濟產業生態。對此，應統籌謀劃我國數字經濟有效發展路徑。
首先，加快數字核心技術攻關，超前部署關鍵基礎設施。
一是要始終牽住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牛鼻子”，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深入推進5G、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標準研制，牢牢掌握數字經濟技術自主權。二是系統梳理和研究符合我國國情和安全的數字經濟技術路線，適度超前部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數字經濟技術發展底層邏輯優勢，加快構建高速泛在、天地一體、云網融合的5G網絡、算力網絡，加快推動數字核心技術在工業領域應用。
其次，推進數實融合走深向實，釋放數字要素發展潛能。
一是發揮數實融合核心價值，通過數字化技術賦能，帶動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價值鏈全面升級，提升經濟發展的韌性。二是聚焦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區塊鏈、元宇宙等數字核心產業，加強面向多元化應用場景的技術融合和產品創新，豐富數字技術應用場景，使數字技術深度融入千行百業。三是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提升數據要素賦值企業發展貢獻度，加快培育制造業轉型服務生態，布局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門檻。
最后，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擴大數字經濟自主權。
一是持續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頂層制度設計，針對數據確權、數據定價、數據交易、數據安全等數字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快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制度監管體系，提高數字化發展效能。二是推動社會治理從實體空間向網絡空間延伸，構建符合數實融合發展新需求的數據治理模式，加強通用人工智能、數字身份、數據要素等關鍵技術標準研制，打通數實融合規則和標準接口。三是積極參與和推動數字經濟全球治理，抓住數字經濟國際規則制定的機會窗口，在全球數據治理、網絡空間治理等重點領域，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標準和規則，貢獻我國數字經濟治理經驗和智慧，加快構建開放、兼容、安全、高效的全球數字經濟治理體系。
（王淑娟 作者單位：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工業和信息化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