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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你的面目并不重要，一個好的孩子是什么樣子，這個標準是恒定的。
將少年時“戒網癮”的經歷做成一部游戲，既是同過往的和解，也是抗爭的延續。
17 歲時，張孟泰被父母送進一家“網癮戒除機構”。父母這么做是因為“他玩游戲”，他玩游戲是為了“逃避家庭矛盾”。同重復發生在很多家庭中的故事，困境中的父母把“問題”甩給了家庭之外那些奇奇怪怪的辦法。
11 年后，張孟泰同聲音藝術家 Lemon Guo 把這段經歷做成一部名為《診斷》（Diagnosia）的 VR 影片。在他心目中，這是一部紀錄片——觀眾進入他的記憶，使用他的眼睛。
VR 技術的興起讓影片和游戲的邊界變得模糊，但無論被如何分類，沉浸感和互動性都讓這部作品體現出區別于傳統影片和傳統游戲的特色。去年 11 月，它在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 （IDFA） 首映，之后多次入圍影展并獲獎。
30 分鐘的 VR 互動講述了一個肖申克式的故事：他如何被送入基地，如何下決心跟里面的成員串供，并使用一些小手段，最終逃離。
基地和面孔
故事從一輛車的內部開始，車外是霧蒙蒙的高速公路，副駕駛座位上的女人突然開口：“兒子，醒了？再睡會兒吧。”話到一半，被駕駛座上的男人按車喇叭打斷，兩個人似乎在密謀著什么。
副駕女子的配音，來自于張孟泰的母親。當年，她和丈夫以“看心理醫生”、“探望戰友”的名義，把兒子騙到了這家“青少年成長基地”。到了基地門口，張孟泰試圖逃跑，被幾個大漢直接抬了進去。
影片中，這段經歷被模糊處理：主角逐漸墜落，畫面變得抽象，蘇醒后就身處一間逼仄的宿舍之內。這是張孟泰無法忘記的地方，清晰地被搬進了 VR 影片之中：昏暗燈光，局促的布局，雙層床、書桌、臺燈，墻上涂畫著一些非主流語錄和臟話，以及“出去加我 QQ：XXXXX”。
桌上有張紙條，走過去拾起，光線透過鐵絲網圍欄的窗戶照在紙條上，字跡變得清晰，上面寫著，十分鐘之后“你”要去見心理醫生。
接下來“你”可以探索這一樓層：墻上的生活作息表、標語口號、布告欄的文字、教室里的課件……一條走廊連接著不同房間，“你”會遇見被關在這里的其他人。選中、握柄，轉動門把手進入；走近，與他們交談；選中、握柄，拾起并閱讀他們的日記。
“你”很快從中拼湊出，在這個“基地”里，人們以“戒除網癮”為由被關進來，接受軍事化管理和“治療”。
因為選擇了 VR 作為載體，相比于情節，打造空間感體驗變得更為重要，細節讓 VR 眼鏡中的“基地”顯得更加真實。“那個基地的環境種種，你只要把觀眾放進去，他們就能感受到很多東西。” Lemon 說。
通向樓梯間的鐵門，掛著“幼兒園風格”的塑料爬山虎；教室里的投影寫著“精神鴉片”；窗外有媒體架著攝像機，經過篩選的學員才會去接受采訪……但有些細節張孟泰仍是記不清了：父母送他進來的那條公路到底長什么樣子？墻上的標語具體是怎么說的？三層的墻面上有沒有刷一節綠漆？
關于到底有沒有這節綠漆，張孟泰反復糾結了很久。他找來當時許多新聞和紀錄影像，其中，以色列導演 Shosh Shlam 2013 年的紀錄片 Web Junkie （《網癮》）是重要參考。Shlam 當年來到中國，拍下的正是 17 歲的張孟泰被囚禁的那個基地。
一些偏差是為適應 VR 這個載體而刻意制造的。走廊被設計得更短，房間更少，為的是不讓觀眾在重復相似的門前迷失方向。
走廊串起的房間里，“你”遇到了這里的學員，他們的面部是一片動態的模糊，沒有明確的五官。在 VR 場景里，人物模型需要許多面，為了減少渲染壓力，這是一種技術上更簡單的處理。
卻又同樣湊成一種隱喻。“大家被放到這里之后，都有點面目模糊。你的面目并不重要，因為一個好的孩子是什么樣子，這個標準是恒定的。只要我們跟他們長得一樣，就可以了。”張孟泰說。
探索樓層之后，“你”會跟著列隊跑去操場，基地里早晚都有這樣的操練。在這時，所有人都又有了面孔。“你”回頭看見，是十幾張一模一樣的臉。
現實中，“教官”曾告訴張孟泰，他們卡在兩個真正的軍隊連隊中間，前面是機槍連，后面是防化連。張孟泰從沒見過他們的樣子；影片里，隊列周圍被處理成一片濃霧。霧中隱約傳來訓練的聲號，背景音樂是做了極端的拉長和變形的《運動員進行曲》。
也有被刻意摘取掉的記憶。張孟泰的回憶里有大量暴力和語言洗腦的場景，這些在他看來都極具張力，又十足荒唐。但他選擇不直接重現這種慘烈。“假設我做了個動畫給你看，教官走過去抽了那個人一巴掌，這能怎么樣呢？”
“重點不是那一巴掌。”他認為，“最可怕的是來自一種未知的恐怖，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明顯不對，卻無能為力。”
逆反、順從、逃脫
現實中，那棟樓一共有四層，頂層住著“心理醫生”和一些家長；三層一半是“基地新人”，一半是女生宿舍，中間被鐵門分開；二層則是已經住了一個月以上的、“穩定”的人。
剛開始，張孟泰被分配到三層。在這里他遇到了幾個人。
一個是大叔，因為網聊出軌，被媽媽和老婆聯手送進來；另一個人柔柔弱弱的，天天被人喊娘娘腔；還有一個胖胖的男生，跟張孟泰年紀相仿，成天戴著個帽子。
小胖子帽子下有一塊胎記，那一塊長不出頭發，最討厭別人摘他帽子，誰動就跟誰急。他有些自閉，成天呆在水房里，對著鏡子不停念叨：你真帥，你特別帥。
還有一個白白凈凈的新疆人。“那個人說話上句不接下句，做事也不符合常理。看起來根本沒有辦法打游戲。”他不應該在這個地方，而是真正的精神科，張孟泰想，在這里只是受欺負；小胖子也是一樣，比起打游戲，可能自閉才是問題。
不久后，一位大學生進來了。他發型很新潮，像那時流行的殺馬特，在 17 歲的張孟泰眼中，看起來“很厲害”。脾氣也倔強，一次跟教官的對抗之后，大學生被關到走廊盡頭的小黑屋子里，關了許多天。
小黑屋有個專門的名字，“森田治療室”。這被基地視為一種重要的治療手段，源自日本精神醫學家森田正馬對神經質癥提出的“森田療法”。但在這里，簡單來講，就是關禁閉。
這是影片中一個重要的環節。“你”打開小黑屋的門進去，看到地上有一本日記，撿起日記會觸發一段動畫，“你”看到大學生坐在墻角，手上纏著繃帶——現實中，剛被送進基地時，大學生曾試圖自殺，把燈管砸碎了割腕，留下一道傷痕。相熟之后，他告訴了張孟泰這件事情。
“我們當時都特別理解，因為他還上著學，被送進來也不是因為游戲，而是‘早戀’。出去之后還能見到女朋友么？會不會被退學？有很多恐懼。”張孟泰清晰地記得，“而且他是成年人，沒辦法接受怎么突然就這樣，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一兩周后，張孟泰被轉移到二層。這里的“訓練”比三層更緊張，強度更大。他起初不愿去，但里面的人告訴他，只有經歷二層才能出去。
二層氛圍與三層截然不同，這里的人“集體意識很強”，還有人會跟教官打小報告。
在影片中，張孟泰為二層的回憶僅留下這樣一個場景：一位“教官”被發現毆打“學員”，遭到開除。被開除那天，二層的學員都扒著窗戶在哭，大喊：我們會想念你的。
這讓張孟泰倍感沖擊。“這個教官脾氣時好時不好，但最終還是一個施暴者，他現在走了，我們為什么還要送別他？”
搬到二層不久，基地召開了一個“親子見面會”。形式有些像軍訓閱兵，學員要在家長面前走正步、喊口號、唱歌。“意思是我們作為一個產品，現在 ok 了，性能還不錯，讓家長來看一下。”
人群中，張孟泰發現了自己的父母。他趕緊上前求救，想讓父母把自己“從這個可怕的地方弄出去”。母親滿口答應，但隨后，他就被一個教官“騙上樓”，關進一個空房間里。門被反鎖上了。
從那一刻起，他下定了決心。“好，那大家就開始演吧，你想要什么樣子我就裝成什么樣子。”
影片通過對話和日記，講述了這條隱秘的故事線�，F實中，張孟泰和大學生發現，心理醫生會安排他們互相盯著對方，打小報告。于是他們開始合作，互相串供，幫助彼此裝出“好孩子”的樣子。
策略成功了，兩個人只呆了一個月左右就離開了基地。相比之下，這里的大多數學員都要呆三到六個月。每個人的學費約一萬塊錢一個月，幾乎是當時中國城鎮居民一整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共同的沉默
進入基地之前，張孟泰打游戲是為了逃避家庭中父母長期的矛盾爭吵；從基地出來之后，矛盾并沒有消失，他還“變得更憤怒了”。
“被治療”后發生這種變化，張孟泰并不是唯一。常有家長跑到網上去問：把孩子送進去，未來會不會被報復？原來家長也會害怕，他第一次意識到。
時間逐漸沖淡了這件事在家里的痕跡。他與父母都幾乎心照不宣地決口不提，“畢竟精神疾病在中國總是一個不太好的說法”。
現在回想，他發現，當時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相似的氛圍中。
中國很早就已經出現類似網癮的說法，“那時還不叫網癮，叫沉迷、迷戀，好像程度還挺淺的。”到 2002 年，出現了藍極速網吧縱火案， 25 人在事件中死亡，此后政府對網吧的管制大大加強，“打游戲有一天會發展為犯罪，成了一種很普遍的認知”。
到 2007 年，“這就進化成了一種疾病，可以被治療”。
剛從“基地”出來時，張孟泰偷偷搜索過基地的背景。“說當時中國（治療網癮）有三大門派，一個是吃藥的，一個是電擊的，一個是談話的。”他所在基地的創始人陶然就是第一種。
影片中能看到走廊里送藥的鐵皮推車，經過時，一旁的學員會提醒“你”，不要把藥吞下去�；亓鱾髦唇涀C實的說法，吃了這個藥會失去性功能。新來的學員會被“老人”教導，如何將藥丸藏在喉嚨管里逃過檢查，再去廁所扣嗓子眼吐出來。
“電擊的”一派指的則是楊永信。2008 年，張孟泰離開基地不久，網癮治療在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輿論反轉，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楊永信所代表的電擊療法遭到質疑。2009 年，央視《新聞調查》報道楊永信使用違禁的電擊設備，同年，衛生部叫停電刺激(或電休克)治療“網癮”技術的臨床應用。
“我被送進去那一年，媒體漫天遍地都在渲染網癮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對當時的社會狀態，張孟泰大致是這樣的感受。“而后來，不光是我閉口不談，可能有不少人都希望大家別再談論這個事情了。”
他印象中，2009 年開始，與網癮相關的報道數量驟減。這個話題波瀾壯闊而起，又被輕描淡寫地帶過了。
當張孟泰再次想起深究這件事，并開始創作 VR 內容時，已經是 2018 年。
在影片中的最后一個場景，“你”會來到 2018 年張孟泰開始制作游戲時居住的那個房間。整個房間被做成一個文獻資料庫，幾年來張孟泰和 Lemon 收集的一切“網癮”資料都在這里。電腦上播放著對基地創始人陶然的采訪，大量的照片與論文，像偵探破案的線索一樣被貼在墻上——影片中嚴絲合縫地復制了現實中房間里的布局，走進“你”可以拿起照片，在 VR 空間里閱讀墻壁上的文獻。
從這些龐雜的資料中，“你”和張孟泰才“一起”了解到， 2009 年之后發生了什么。
都有病
2010 年，陶然作為第一作者的《網絡成癮診斷標準的建議》在英國成癮研究學會（SSA）的雜志 Addiction 上發表，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論文界定了網絡成癮的病程標準：平均每日連續（非工作）使用網絡時間至少六小時，持續至少三個月。
該標準 2008 年就已經在國內發表。根據當時的報道，陶然所帶領的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為國內第一家網絡成癮診療基地，該基地抽取 1300 余例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進行臨床跟蹤研究，制定了這個診斷標準。（論文中實際提到的為 500 多例）
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北京科技報旗下的《科技生活》雜志回顧，在國內最初發布后，《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飽受質疑，“陶然只得謀求國外學術界的認可”。繼而出現了 Addiction 上的英文版本。
在國外，這個理論同樣卷入許多論辯和爭議，但經此一役，中國對網癮的認定和治療瞬時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
2010 年，以色列導演 Shosh Shlam 來到中國，拜訪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拍攝了紀錄片 Web Junkie 。影片中表示，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個承認網癮的國家。片子引發大量關注和媒體討論。上映一年之后，張孟泰住過的那個基地突然搬家。
學術層面，由于樣本數量大且有豐富的臨床研究，陶然的診斷標準很快成為網癮話題中被廣泛引用的理論，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動相關討論的進程。
2009 年，《自然》雜志報道了陶然的實踐。文章提及，當時，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PA）正考慮是否應將“網癮”納入 DSM-V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但討論尚未達成共識；幾年后，事態就出現變化，網絡成癮以 “Gaming Disorder” （游戲障礙）的名字出現在 DSM-V 第三節。
雖然這僅意味著，APA 學會認為， GD 是否為一種精神疾病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和數據積累。但這仍被視為陶然獲得國際認可的證明。在當時的報道中，被廣泛誤用的論調是， DSM-V “全盤采納了陶然制定的《標準》”。（DSM-V 原文為：對該標準的描述改編自中國的一項研究）
更具決定性的瞬間出現在 2019 年，世界衛生組織投票認定 GD 為一種行為成癮，納入 ICD-11（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次修訂本）。
但這個話題遠并沒有因此塵埃落定。仍有許多人認為，并沒有足夠的研究和科學證據來支持這種認定；也有人擔心，這會讓網絡使用和電子游戲被整體認定為“負面的”、“病態的”。
陶然的治療理念一直以來也爭議不斷�！犊萍忌睢穼懙�，“有人罵他是‘瘋子’‘黑監獄長’，因為他將游戲成癮定性成一種病，并在封閉大院里像集中營一樣培訓和教化‘網癮學員’。”
通過自己的 VR 作品，張孟泰試圖通過親身經歷提出質疑。“在西方世界看來，陶然的研究似乎有一個很扎實的基礎。但問題是，我們并沒有告知會被拿來做實驗，基地里很多人都是被騙進來，甚至被家長用安眠藥弄進來的。”
“很多人被送進來不是因為打游戲，出去也不是因為‘被治愈了’。”他說道，“我們都是在表演。”
創作《診斷》的過程中，讓張孟泰和 Lemon 意外的是，“網癮”這個似乎早已成為過去時的話題，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電子海洛因的說法又回來了。”
2021 年，《經濟參考報》一篇《“精神鴉片”竟長成數千億產業》引爆網絡，游戲相關的上市公司股價應聲暴跌；同年八月，“最嚴未成年防沉迷”出臺，規定企業一周僅可給未成年人提供 3 小時服務，即周五、六、日晚上八點到九點。
網癮戒除機構則從未真正消失。2019 年，《中國青年報》報道，過去 16 年，像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這樣的機構在國內從一家增至二三百家。
今年，世衛組織的 ICD-11 正式生效。
“他（陶然）在媒體上會反復講一些夸張的案例，比如有些小孩為了不用離開座位，在網吧穿著尿布打游戲；他還會把那些孩子形容成冬眠的動物，冬天穿著羽絨服去網吧，到春天才出來。” Lemon 表示。這些故事廣泛流傳，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对\斷》作為 VR 影片在紐約展映時，一位影評人表示，連他也知道陶然著名的“尿布故事”。
影片中最后一個場景的資料墻上，貼有一份報道，是關于科學界的可復制性危機。近年來越來越多實驗發現，許多已發表的研究無法被復制和驗證，此現象在心理學領域尤其突出。
正式制作 VR 作品之前，張孟泰花了好幾個月，寫了一個兩萬多字的回憶錄。動筆之前，他覺得，這可能是個挺悲慘的故事；書寫過程中發現，似乎悲慘里也透露著一些普通人小小伎倆，來對待自己無法抵抗的、系統性的力量。
“做這個片子也是希望大家能更了解，他們在治療的到底是什么，以及那些所謂的有網癮的，沒有面目的人，他們是怎樣的人。”張孟泰說。
“他們的生活中，都面臨了一些自己沒辦法解決的事情。我們可能更需要關注這些問題，而不是給他們扣上一個帽子。”
17 歲時，張孟泰被父母送進一家“網癮戒除機構”。父母這么做是因為“他玩游戲”，他玩游戲是為了“逃避家庭矛盾”。同重復發生在很多家庭中的故事，困境中的父母把“問題”甩給了家庭之外那些奇奇怪怪的辦法。
11 年后，張孟泰同聲音藝術家 Lemon Guo 把這段經歷做成一部名為《診斷》（Diagnosia）的 VR 影片。在他心目中，這是一部紀錄片——觀眾進入他的記憶，使用他的眼睛。
VR 技術的興起讓影片和游戲的邊界變得模糊，但無論被如何分類，沉浸感和互動性都讓這部作品體現出區別于傳統影片和傳統游戲的特色。去年 11 月，它在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 （IDFA） 首映，之后多次入圍影展并獲獎。
30 分鐘的 VR 互動講述了一個肖申克式的故事：他如何被送入基地，如何下決心跟里面的成員串供，并使用一些小手段，最終逃離。
基地和面孔
故事從一輛車的內部開始，車外是霧蒙蒙的高速公路，副駕駛座位上的女人突然開口：“兒子，醒了？再睡會兒吧。”話到一半，被駕駛座上的男人按車喇叭打斷，兩個人似乎在密謀著什么。
副駕女子的配音，來自于張孟泰的母親。當年，她和丈夫以“看心理醫生”、“探望戰友”的名義，把兒子騙到了這家“青少年成長基地”。到了基地門口，張孟泰試圖逃跑，被幾個大漢直接抬了進去。
影片中，這段經歷被模糊處理：主角逐漸墜落，畫面變得抽象，蘇醒后就身處一間逼仄的宿舍之內。這是張孟泰無法忘記的地方，清晰地被搬進了 VR 影片之中：昏暗燈光，局促的布局，雙層床、書桌、臺燈，墻上涂畫著一些非主流語錄和臟話，以及“出去加我 QQ：XXXXX”。
桌上有張紙條，走過去拾起，光線透過鐵絲網圍欄的窗戶照在紙條上，字跡變得清晰，上面寫著，十分鐘之后“你”要去見心理醫生。
接下來“你”可以探索這一樓層：墻上的生活作息表、標語口號、布告欄的文字、教室里的課件……一條走廊連接著不同房間，“你”會遇見被關在這里的其他人。選中、握柄，轉動門把手進入；走近，與他們交談；選中、握柄，拾起并閱讀他們的日記。
“你”很快從中拼湊出，在這個“基地”里，人們以“戒除網癮”為由被關進來，接受軍事化管理和“治療”。
因為選擇了 VR 作為載體，相比于情節，打造空間感體驗變得更為重要，細節讓 VR 眼鏡中的“基地”顯得更加真實。“那個基地的環境種種，你只要把觀眾放進去，他們就能感受到很多東西。” Lemon 說。
通向樓梯間的鐵門，掛著“幼兒園風格”的塑料爬山虎；教室里的投影寫著“精神鴉片”；窗外有媒體架著攝像機，經過篩選的學員才會去接受采訪……但有些細節張孟泰仍是記不清了：父母送他進來的那條公路到底長什么樣子？墻上的標語具體是怎么說的？三層的墻面上有沒有刷一節綠漆？
關于到底有沒有這節綠漆，張孟泰反復糾結了很久。他找來當時許多新聞和紀錄影像，其中，以色列導演 Shosh Shlam 2013 年的紀錄片 Web Junkie （《網癮》）是重要參考。Shlam 當年來到中國，拍下的正是 17 歲的張孟泰被囚禁的那個基地。
一些偏差是為適應 VR 這個載體而刻意制造的。走廊被設計得更短，房間更少，為的是不讓觀眾在重復相似的門前迷失方向。
走廊串起的房間里，“你”遇到了這里的學員，他們的面部是一片動態的模糊，沒有明確的五官。在 VR 場景里，人物模型需要許多面，為了減少渲染壓力，這是一種技術上更簡單的處理。
卻又同樣湊成一種隱喻。“大家被放到這里之后，都有點面目模糊。你的面目并不重要，因為一個好的孩子是什么樣子，這個標準是恒定的。只要我們跟他們長得一樣，就可以了。”張孟泰說。
探索樓層之后，“你”會跟著列隊跑去操場，基地里早晚都有這樣的操練。在這時，所有人都又有了面孔。“你”回頭看見，是十幾張一模一樣的臉。
現實中，“教官”曾告訴張孟泰，他們卡在兩個真正的軍隊連隊中間，前面是機槍連，后面是防化連。張孟泰從沒見過他們的樣子；影片里，隊列周圍被處理成一片濃霧。霧中隱約傳來訓練的聲號，背景音樂是做了極端的拉長和變形的《運動員進行曲》。
也有被刻意摘取掉的記憶。張孟泰的回憶里有大量暴力和語言洗腦的場景，這些在他看來都極具張力，又十足荒唐。但他選擇不直接重現這種慘烈。“假設我做了個動畫給你看，教官走過去抽了那個人一巴掌，這能怎么樣呢？”
“重點不是那一巴掌。”他認為，“最可怕的是來自一種未知的恐怖，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明顯不對，卻無能為力。”
逆反、順從、逃脫
現實中，那棟樓一共有四層，頂層住著“心理醫生”和一些家長；三層一半是“基地新人”，一半是女生宿舍，中間被鐵門分開；二層則是已經住了一個月以上的、“穩定”的人。
剛開始，張孟泰被分配到三層。在這里他遇到了幾個人。
一個是大叔，因為網聊出軌，被媽媽和老婆聯手送進來；另一個人柔柔弱弱的，天天被人喊娘娘腔；還有一個胖胖的男生，跟張孟泰年紀相仿，成天戴著個帽子。
小胖子帽子下有一塊胎記，那一塊長不出頭發，最討厭別人摘他帽子，誰動就跟誰急。他有些自閉，成天呆在水房里，對著鏡子不停念叨：你真帥，你特別帥。
還有一個白白凈凈的新疆人。“那個人說話上句不接下句，做事也不符合常理。看起來根本沒有辦法打游戲。”他不應該在這個地方，而是真正的精神科，張孟泰想，在這里只是受欺負；小胖子也是一樣，比起打游戲，可能自閉才是問題。
不久后，一位大學生進來了。他發型很新潮，像那時流行的殺馬特，在 17 歲的張孟泰眼中，看起來“很厲害”。脾氣也倔強，一次跟教官的對抗之后，大學生被關到走廊盡頭的小黑屋子里，關了許多天。
小黑屋有個專門的名字，“森田治療室”。這被基地視為一種重要的治療手段，源自日本精神醫學家森田正馬對神經質癥提出的“森田療法”。但在這里，簡單來講，就是關禁閉。
這是影片中一個重要的環節。“你”打開小黑屋的門進去，看到地上有一本日記，撿起日記會觸發一段動畫，“你”看到大學生坐在墻角，手上纏著繃帶——現實中，剛被送進基地時，大學生曾試圖自殺，把燈管砸碎了割腕，留下一道傷痕。相熟之后，他告訴了張孟泰這件事情。
“我們當時都特別理解，因為他還上著學，被送進來也不是因為游戲，而是‘早戀’。出去之后還能見到女朋友么？會不會被退學？有很多恐懼。”張孟泰清晰地記得，“而且他是成年人，沒辦法接受怎么突然就這樣，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一兩周后，張孟泰被轉移到二層。這里的“訓練”比三層更緊張，強度更大。他起初不愿去，但里面的人告訴他，只有經歷二層才能出去。
二層氛圍與三層截然不同，這里的人“集體意識很強”，還有人會跟教官打小報告。
在影片中，張孟泰為二層的回憶僅留下這樣一個場景：一位“教官”被發現毆打“學員”，遭到開除。被開除那天，二層的學員都扒著窗戶在哭，大喊：我們會想念你的。
這讓張孟泰倍感沖擊。“這個教官脾氣時好時不好，但最終還是一個施暴者，他現在走了，我們為什么還要送別他？”
搬到二層不久，基地召開了一個“親子見面會”。形式有些像軍訓閱兵，學員要在家長面前走正步、喊口號、唱歌。“意思是我們作為一個產品，現在 ok 了，性能還不錯，讓家長來看一下。”
人群中，張孟泰發現了自己的父母。他趕緊上前求救，想讓父母把自己“從這個可怕的地方弄出去”。母親滿口答應，但隨后，他就被一個教官“騙上樓”，關進一個空房間里。門被反鎖上了。
從那一刻起，他下定了決心。“好，那大家就開始演吧，你想要什么樣子我就裝成什么樣子。”
影片通過對話和日記，講述了這條隱秘的故事線�，F實中，張孟泰和大學生發現，心理醫生會安排他們互相盯著對方，打小報告。于是他們開始合作，互相串供，幫助彼此裝出“好孩子”的樣子。
策略成功了，兩個人只呆了一個月左右就離開了基地。相比之下，這里的大多數學員都要呆三到六個月。每個人的學費約一萬塊錢一個月，幾乎是當時中國城鎮居民一整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共同的沉默
進入基地之前，張孟泰打游戲是為了逃避家庭中父母長期的矛盾爭吵；從基地出來之后，矛盾并沒有消失，他還“變得更憤怒了”。
“被治療”后發生這種變化，張孟泰并不是唯一。常有家長跑到網上去問：把孩子送進去，未來會不會被報復？原來家長也會害怕，他第一次意識到。
時間逐漸沖淡了這件事在家里的痕跡。他與父母都幾乎心照不宣地決口不提，“畢竟精神疾病在中國總是一個不太好的說法”。
現在回想，他發現，當時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相似的氛圍中。
中國很早就已經出現類似網癮的說法，“那時還不叫網癮，叫沉迷、迷戀，好像程度還挺淺的。”到 2002 年，出現了藍極速網吧縱火案， 25 人在事件中死亡，此后政府對網吧的管制大大加強，“打游戲有一天會發展為犯罪，成了一種很普遍的認知”。
到 2007 年，“這就進化成了一種疾病，可以被治療”。
剛從“基地”出來時，張孟泰偷偷搜索過基地的背景。“說當時中國（治療網癮）有三大門派，一個是吃藥的，一個是電擊的，一個是談話的。”他所在基地的創始人陶然就是第一種。
影片中能看到走廊里送藥的鐵皮推車，經過時，一旁的學員會提醒“你”，不要把藥吞下去�；亓鱾髦唇涀C實的說法，吃了這個藥會失去性功能。新來的學員會被“老人”教導，如何將藥丸藏在喉嚨管里逃過檢查，再去廁所扣嗓子眼吐出來。
“電擊的”一派指的則是楊永信。2008 年，張孟泰離開基地不久，網癮治療在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輿論反轉，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楊永信所代表的電擊療法遭到質疑。2009 年，央視《新聞調查》報道楊永信使用違禁的電擊設備，同年，衛生部叫停電刺激(或電休克)治療“網癮”技術的臨床應用。
“我被送進去那一年，媒體漫天遍地都在渲染網癮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對當時的社會狀態，張孟泰大致是這樣的感受。“而后來，不光是我閉口不談，可能有不少人都希望大家別再談論這個事情了。”
他印象中，2009 年開始，與網癮相關的報道數量驟減。這個話題波瀾壯闊而起，又被輕描淡寫地帶過了。
當張孟泰再次想起深究這件事，并開始創作 VR 內容時，已經是 2018 年。
在影片中的最后一個場景，“你”會來到 2018 年張孟泰開始制作游戲時居住的那個房間。整個房間被做成一個文獻資料庫，幾年來張孟泰和 Lemon 收集的一切“網癮”資料都在這里。電腦上播放著對基地創始人陶然的采訪，大量的照片與論文，像偵探破案的線索一樣被貼在墻上——影片中嚴絲合縫地復制了現實中房間里的布局，走進“你”可以拿起照片，在 VR 空間里閱讀墻壁上的文獻。
從這些龐雜的資料中，“你”和張孟泰才“一起”了解到， 2009 年之后發生了什么。
都有病
2010 年，陶然作為第一作者的《網絡成癮診斷標準的建議》在英國成癮研究學會（SSA）的雜志 Addiction 上發表，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論文界定了網絡成癮的病程標準：平均每日連續（非工作）使用網絡時間至少六小時，持續至少三個月。
該標準 2008 年就已經在國內發表。根據當時的報道，陶然所帶領的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為國內第一家網絡成癮診療基地，該基地抽取 1300 余例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進行臨床跟蹤研究，制定了這個診斷標準。（論文中實際提到的為 500 多例）
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北京科技報旗下的《科技生活》雜志回顧，在國內最初發布后，《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飽受質疑，“陶然只得謀求國外學術界的認可”。繼而出現了 Addiction 上的英文版本。
在國外，這個理論同樣卷入許多論辯和爭議，但經此一役，中國對網癮的認定和治療瞬時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
2010 年，以色列導演 Shosh Shlam 來到中國，拜訪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拍攝了紀錄片 Web Junkie 。影片中表示，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個承認網癮的國家。片子引發大量關注和媒體討論。上映一年之后，張孟泰住過的那個基地突然搬家。
學術層面，由于樣本數量大且有豐富的臨床研究，陶然的診斷標準很快成為網癮話題中被廣泛引用的理論，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動相關討論的進程。
2009 年，《自然》雜志報道了陶然的實踐。文章提及，當時，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PA）正考慮是否應將“網癮”納入 DSM-V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但討論尚未達成共識；幾年后，事態就出現變化，網絡成癮以 “Gaming Disorder” （游戲障礙）的名字出現在 DSM-V 第三節。
雖然這僅意味著，APA 學會認為， GD 是否為一種精神疾病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和數據積累。但這仍被視為陶然獲得國際認可的證明。在當時的報道中，被廣泛誤用的論調是， DSM-V “全盤采納了陶然制定的《標準》”。（DSM-V 原文為：對該標準的描述改編自中國的一項研究）
更具決定性的瞬間出現在 2019 年，世界衛生組織投票認定 GD 為一種行為成癮，納入 ICD-11（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次修訂本）。
但這個話題遠并沒有因此塵埃落定。仍有許多人認為，并沒有足夠的研究和科學證據來支持這種認定；也有人擔心，這會讓網絡使用和電子游戲被整體認定為“負面的”、“病態的”。
陶然的治療理念一直以來也爭議不斷�！犊萍忌睢穼懙�，“有人罵他是‘瘋子’‘黑監獄長’，因為他將游戲成癮定性成一種病，并在封閉大院里像集中營一樣培訓和教化‘網癮學員’。”
通過自己的 VR 作品，張孟泰試圖通過親身經歷提出質疑。“在西方世界看來，陶然的研究似乎有一個很扎實的基礎。但問題是，我們并沒有告知會被拿來做實驗，基地里很多人都是被騙進來，甚至被家長用安眠藥弄進來的。”
“很多人被送進來不是因為打游戲，出去也不是因為‘被治愈了’。”他說道，“我們都是在表演。”
創作《診斷》的過程中，讓張孟泰和 Lemon 意外的是，“網癮”這個似乎早已成為過去時的話題，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電子海洛因的說法又回來了。”
2021 年，《經濟參考報》一篇《“精神鴉片”竟長成數千億產業》引爆網絡，游戲相關的上市公司股價應聲暴跌；同年八月，“最嚴未成年防沉迷”出臺，規定企業一周僅可給未成年人提供 3 小時服務，即周五、六、日晚上八點到九點。
網癮戒除機構則從未真正消失。2019 年，《中國青年報》報道，過去 16 年，像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這樣的機構在國內從一家增至二三百家。
今年，世衛組織的 ICD-11 正式生效。
“他（陶然）在媒體上會反復講一些夸張的案例，比如有些小孩為了不用離開座位，在網吧穿著尿布打游戲；他還會把那些孩子形容成冬眠的動物，冬天穿著羽絨服去網吧，到春天才出來。” Lemon 表示。這些故事廣泛流傳，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对\斷》作為 VR 影片在紐約展映時，一位影評人表示，連他也知道陶然著名的“尿布故事”。
影片中最后一個場景的資料墻上，貼有一份報道，是關于科學界的可復制性危機。近年來越來越多實驗發現，許多已發表的研究無法被復制和驗證，此現象在心理學領域尤其突出。
正式制作 VR 作品之前，張孟泰花了好幾個月，寫了一個兩萬多字的回憶錄。動筆之前，他覺得，這可能是個挺悲慘的故事；書寫過程中發現，似乎悲慘里也透露著一些普通人小小伎倆，來對待自己無法抵抗的、系統性的力量。
“做這個片子也是希望大家能更了解，他們在治療的到底是什么，以及那些所謂的有網癮的，沒有面目的人，他們是怎樣的人。”張孟泰說。
“他們的生活中，都面臨了一些自己沒辦法解決的事情。我們可能更需要關注這些問題，而不是給他們扣上一個帽子。”
（文內未標注動圖與圖片均來源于受訪者）
